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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正在讲解《永乐大典》。（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杜泽逊

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史哲》主编。

与古籍打交道的坚守，贯穿了杜泽逊40余年的典籍生涯。中学时读《古文选读》的痴迷，让他笃定了中文系的求学路；大学图书馆里符定一手稿高过身高的一张旧照，在他心底种下了治学的种子；为了能买到一套《十三经注疏》，他省吃俭用数月；琉璃厂冬日的寒风中，一套《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开启了他15年的“存目”研究之路；十几个硬皮本子里，密密麻麻誊抄着6793种古籍的信息，那是他和妻子程远芬分工协作的心血……

“寻书、读书是最大的乐趣，让古籍留存传承更是责无旁贷。”从书斋到会场，从典籍整理到履职建言，杜泽逊以古籍为笔，以文化为墨，用一支笔、一摞本子和重达十几吨的卡片，书写着一名政协委员“为百世存善本”的文脉传奇。

耕籍

“文献整理如垦荒，唯有耐住寂寞广收博采，才能让散落的文明火种聚成火炬。”这是杜泽逊常对学生说的话。这份坚守，早在他师从国学大师王绍曾先生时便已种下。

1985年，23岁的杜泽逊考入山东大学古籍所，成为王绍曾的弟子。彼时75岁的王先生为选助手，悄悄收阅所有学生的随堂笔记，杜泽逊因笔记详尽、考据扎实，获得了代表最优的“四个朱圈”，由此开启了他长达40年的文献整理生涯。

“在王先生指导下，我参与的首个重大项目便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每天在图书馆古籍部与数万张资料卡片为伴，逐一对勘清朝学者著作。”这种近乎苦行的耕耘，练就了杜泽逊“过目识典籍”的本领，也懂得了文献整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严谨真谛。

1994年，29岁的杜泽逊迎来了“耕籍”的关键一役。在研读国务院古籍小组简报时，他看到著名学者周绍良对《四库存目》价值的论述，当即撰写《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凭借扎实的考据功底获得加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的机会。

“这一项目堪称当时古籍整理的‘珠穆朗玛峰’，需要遍访国内外藏书机构，搜集《四库全书》未收录的善本典籍。”此后3年，杜泽逊开启了北京、济南双城奔波的生活：“周一清晨坐硬座火车赴京，在国家图书馆埋首校勘，周五深夜再赶火车回济，周末还要为学生备课。”即便如此，他从未缺席过一节课，更未耽误过一天项目进度。

在编纂现场，杜泽逊创下了一天校勘12种古籍的纪录，手指被纸张磨出厚茧，眼睛因长期伏案劳累布满红血丝。最终，这部涵盖5000余种善本、共计1200册的巨著如期面世，而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更被学者黄永年赞为“项目之外的重大成果”。

彼时，黄永年在总结大会上说了一句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有两项成果，一是1200册典籍，二是杜泽逊这个人。

作为首席专家，杜泽逊主持了国家清史工程《清人著述总目》编纂，历时19年，组织400余人遍访海内外藏书机构，最终著录清人著述22.8万种，约2000万字，成为迄今最为完备的清人著述目录。他说，山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这些典籍就是文脉的基因库。

最令人动容的是《永乐大典》存卷的整理。“这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现存仅800余卷，不及原书4%，且散落全球。”杜泽逊带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组建“寻书天团”，从英国大英图书馆到日本国会图书馆，从国内高校藏书楼到民间收藏机构，逐一核查存卷信息。如今，《永乐大典》全部存卷的标点工作已全部完成，即将以标点本形式重现于世。

耕行

山东大学“校经处”有个特殊的档案柜叫“迷路小鸟”，里面存放着《永乐大典》的残页拓片。这些残页因历史原因脱离原卷，无法确定归属，杜泽逊便带领学生逐字比对，为每片残页建立“身份档案”。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姚文昌告诉记者：“杜老师常说，每片残页都藏着文明密码，找到它的‘家’就是在为文脉拼图。”几年来，已有37片残页通过他们的考证回归原位。

“古籍校勘就像侦探破案，每一个异文都是线索，唯有逐字溯源，才能还原经典原貌。”在古籍校理的领域，杜泽逊指导团队校理《永乐大典》时，常有惊喜发现。在遇到白居易《琵琶行》的文字异处时，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李振聚便在杜泽逊的指导下进行了细致梳理。

“我们接触的《琵琶行》定本是‘枫叶荻花秋瑟瑟’，但《永乐大典》引录的文本作‘秋索索’，对‘瑟瑟’二字的解释争论已延续数百年，究竟是哪个字，需要严谨查证。”李振聚最终发现，宋代其他文献乃至唐代传到日本的《白氏长庆集》，都是写作“秋索索”，与《永乐大典》一致。

“虽然《永乐大典》不是《琵琶行》最早的出处和最为有力的证明，但是这条记录帮助我们廓清了这个问题。”李振聚说，杜老师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教会学生们学习和考证的方法。

2018年成为山东省政协委员后，杜泽逊将“耕行”的态度延伸到了履职一线。在2019年山东省两会期间，杜泽逊提交了《关于建立山东省国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提案》，提出创建“国学人才培养班”，从中小学抓起；成立山东省国学人才培养教学指导专家委员会，负责制定高端国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等工作。

此外，他还针对基层古籍修复人才匮乏、古籍成果“重整理轻利用”、民间古籍收藏分散等问题，提出开设古籍修复专业、开发古籍文创产品、建立民间古籍征集登记制度等建议，多数被相关部门采纳。

为让齐鲁古籍在“云端”真正活起来，杜泽逊在今年初的省政协全会上提出，尽快建成省级统一的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整合各机构资源并公开化。为推动提案落地，杜泽逊带领团队先行先试，将已整理的1000余种古籍标点本上传数据库，开发“古籍智能检索系统”，支持关键词查询、版本比对等功能。有网友留言：“在家就能读善本，仿佛穿越到了山大文史楼。”

5月29日，山东省古籍工作座谈会召开，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正式发布上线。

“如何让典籍‘活’起来？要鼓励青少年读经典！”由杜泽逊担任主编、集“漫画﹢故事﹢解读”于一体的儿童漫读系列读物《儒小典》于今年年初一经出版便火爆全网。

“对小读者来说，这要比原版古籍更具吸引力。”如今，杜泽逊呼吁发起的“古籍进校园”活动已覆盖山东100多所中小学，培养了2万多名“儒小典诵读者”。

耕心

在杜泽逊的办公室里，一幅《永乐大典》画作两侧，悬挂着由山东大学原党委书记任友群书赠的楹联：“规划看十年以后，实施争一日之功”。

这14字，既是对杜泽逊治学理念的深刻凝练，亦是他一生深耕古籍领域、主持重大项目的行动指南：《清人著述总目》已持续21年，《齐鲁文库》规划10年完成且规模将超《四库全书》。在他眼中，古籍传承既要以十年计的远见布局，更需以当日毕的勤勉践行，方能为文明续命。

在人才培养上，杜泽逊作为尼山学堂创办者兼班主任，打破“重古文轻科技”的传统，开设“古籍数字化”课程，教学生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典籍内容。“新时代的国学人才，既要能读懂甲骨文，也要会用数据库。”他常说，古籍整理不是“向后看”，而是要为传统文化找到“当代表达”。

这种创新思维延伸到政协履职中，形成了“调研—提案—实践—反馈”的闭环机制。在推进国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他发现高校国学班存在“课程设置僵化”问题，便立即组织专家修订课程体系，增加“传统文化创意转化”等模块，鼓励学生将古籍元素融入现代设计。

而针对古籍整理“重成果轻过程”的问题，杜泽逊率先提出“长周期评价”方案，建议将重大项目纳入职称评定“绿色通道”，不以论文数量论英雄。在他的推动下，山东大学出台专项政策，参与《永乐大典》等重大项目的青年教师可获职称评定倾斜。

如今，62岁的杜泽逊依旧保持着每天工作12小时的习惯。“文化传承就像接力跑，张元济先生传给王绍曾先生，王先生传给我，我要传给更多年轻人。”这份跨越百年的接力，在他的“三耕”人生中不断延续。（记者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