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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语·齐语》载：春秋时期齐桓公初任国君，太宰鲍叔牙力荐管仲为相，“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桓公不计前嫌，“亲逆之于郊，而与之坐而问焉。”管仲被拜为相，提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等政治主张，建议齐桓公用人要重德义、见功力、取信于民，皆为齐桓公所采纳。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因而建立了中原各国的“新秩序”。故事告诉人们，鲍叔牙勇于“荐言”，管仲大胆“谏言”，齐桓公积极“纳言”，齐国走向蓬勃兴起。管仲至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进谏齐桓公千万不能被小人所蛊惑。然，齐桓公并未听从管仲“三人不除，齐国必乱”的临终忠告，结果被易牙、竖刁、卫公子启方活活饿死。

仔细品味这则故事，可以读到与建言资政的一些基本要素。

要素之一：建言、谏言与荐言。所谓建言，是指提出建议和主张。建言一词最早出自于《老子》：“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此处建言，亦若常言。与建言意义相关联的词语还有谏言和荐言。谏言是规劝尊长，“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荐言为举荐人事，如“荐言禹善《论语》”。依循古人的文化理念，于今以“建言”一词来概括“谏言”和“荐言”的语义，这诚然是融会贯通的时代明智之举。

要素之二：资政、咨政与执政。资者助也，资政意为协助治国理政，如唐代道宣的“资政所由，唯恃台辅”，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后来的《资政新篇》等，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咨者询也，源于《诗经》的“载驰载驱，周爰咨询”“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咨政谓面向民间，“每有大事，必相咨访”，请教和询访治国方略；执者行也，执政乃掌管和行使国家政权，如《左传·襄公十年》：“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资政、咨政与执政，三者相互资生、互为促进，既各有侧重又密不可分。

要素之三：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建言资政是职责也是手段，凝聚共识是方向也是目的。通过语言或文字表达，陈述主张和观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执政者治国理政提供决策参考，从而汇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利益。建言资政拥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富含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建言之“说”与纳言之“听”的互动过程中，将资政、咨政和执政统一为互惠共生结构，以促进治国理政价值的最大化。

要素之四：以和为贵与共襄伟业。“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建言资政遇事讲究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孜孜以求“人人为公”“天下大同”的精神慰藉和灵魂家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清自我与外物的分际，辨明荣辱的界限，崇尚平和、兼爱非攻，与人为善、和衷共济，是齐心致力于成就事业的重要构件。风雨同舟则赢，同心同德则进，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弘扬的处世美德，从而迸发出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政治活力。

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基于文化自觉，人们还可感悟出建言资政的一些基本特质：

是一种忠诚担当。“爱之之心，爱之之力”，由忠而诚者，表达了人与人、人与国家和谐关系的尊重以及对道义的担当。子产不毁乡校，“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包涵着古代上下双向沟通的公共关系思想；邹忌讽齐王纳谏，“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机智地传递了革除蒙蔽的从政谋略。

是一种家国情怀。《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深厚的家国情怀铸就了国人悠久的性格气质，孕育出中华儿女重感情、有抱负，对待国家、人民、亲友一片真挚的情愫。触龙劝说赵太后：“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阐明了家与国彼此之间的共通点；“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浸染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是一种胸襟气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始终是中国有识之士崇尚的一种高贵品德。唐太宗以宽容大度的涵养，深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真谛，听从魏征、王軙等人的劝诫，“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心情为之大悦，广施义举而天下归之。

是一种济世仁德。何以度苍生？众人共仁德。若只考虑自我，为名利奔波不已，是为哀痛。东汉末年长沙太守张仲景面临伤寒肆虐、疫情横行，向“驰竞浮华”的权贵阶层发出警示：“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忘躯侚物，危若冰谷”！凿凿有据、振聋发聩的建言，彰显的尽是济世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