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的利益格局也经历了从一体化向多元化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成员、公民社会、政治系统的变化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机遇。但是，社会科学理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现实表明，只有社会的整合机制与社会利益结构和谐一致才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不断增多，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表明以当前的社会利益结构为依据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整合机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亟待完成的重要战略任务。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机构——人民政协的职责不断调整，并在社会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一、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利益分化与整合
利益现象是贯穿人类社会生活始终的中轴线。它同人类一同诞生并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进入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社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久推动力。而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在社会利益结构的协调与冲突、分化与整合中开创自己新的发展方向。
利益分化是以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演进的必要条件。利益分化这一社会现象自产生之日起就与以生产力水平提高为标志的经济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是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的催化剂。社会利益分化不仅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差异，也造成了由于利益多元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求助和相互依赖。千百年来，社会就是在多元的利益格局的推动下前进发展着，并且，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每一次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承认都会带来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社会分化更加合理和细致。
利益分化为政治民主的发展创造社会基础。有史以来，人们对于民主有着无限的追求和向往。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主体利益意识与主体意识的形成正是人们形成民主思维与民主生活方式的社会基础与动力。首先，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纽带、血缘纽带、等级差别和种族差别。相应的，人们的传统观念、宗法思想、隶属意识也随之退出历史的舞台，束缚人的依赖关系逐步走向瓦解，这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其次，在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多元化的社会中，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以主宰的身份出现，竞争面前人人平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平等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新的文化观。“民主政治是商品交换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原则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是利益主体分化、多元化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2]最后，利益分化激发了人们的参与热情。利益分化从深度的经济领域激活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欲求，并赋予了其合法性。在经济领域，利益分化为个人或团体获得物质利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在政治领域，利益的独立与多元促使社会主体产生利益驱动型的政治诉求，各利益阶层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国家法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中加深了参与意识，提高了参与能力。这种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上的参与为民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化之后的整合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螺旋式上升。分化与整合是一个互为基础，互为条件的整体，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的存在必将失去意义，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其结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分化与整合存在于社会各领域中，究其根源，这些分化与整合正是由于利益作用的结果。正是利益的分化与整合，产生了一股无穷无尽的张力，使社会在其推动下实现着不断的发展与螺旋式的上升。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利益分化基础上的利益整合的结果，并且这一社会结构本身又蕴涵着新的利益分化的动力。整合——分化——更高意义上的整合……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张力中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利益冲突与协调，利益的离散与整合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的平衡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3]利益的分化与整合一对共生共伴的矛盾统一体，偏废任何一方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惨重的后果。过度的整合会使社会系统各要素受到过多的牵制，从而扼杀了社会机体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丧失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过度的分化又可能损伤社会系统的统一，破坏社会有机结合形式，降低社会系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甚者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动荡，打断社会发展进程的良性运作。所以，把握好社会发展的步伐，明确社会发展对利益结构的要求，适时地对其进行适当的分化与整合，这样才能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促进社会系统中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历史逻辑
我国的改革发展是以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总体社会转型，而利益分化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构件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壮大与成熟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市场化进程的加剧和分配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利益格局迅速实现了由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的转变。目前，我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已经呈现出利益分化在广度上发展迅速；利益分化在深度上扩展明显；多种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增强，其社会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增大的局面。这种转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日益成熟和理性化为我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但是与此同时，随着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人们的利益意识觉醒，利益饥渴现象泛生，再加之以新旧体制交替的影响，我国目前也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非常时期。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增强，利益群体矛盾冲突的显露，社会问题的不断增多，社会认同感的逐步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向人们表明利益分化对于社会发展是一把威力强大的双刃剑，一方面，它会使利益结构更加优化，另一方面，在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中，它会使社会出现冲突、无序、混乱等不稳定因素。如何在当前对利益分化进行有效整合，为社会利益结构的正向分化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是我国当前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中迫在眉睫的任务。
当前，由于利益分化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成员易于被纳入到广泛的社会网络中。这种社会基础决定了我国的社会整合必须以制度化建设为根本，以“多元化、弹性化”为特征。整合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达到社会一元的状态。而是增进社会多元主体和社会异质因素的交往、联系，社会个体也不是被全面纳入某一单一的支配关系中，而是由各种单向的角色关系被多元的联系起来。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应以多元的面目出现，这样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也有利于社会的交往，有利于增进社会活力。从发展的角度看，多元整合可以扩大社会包容力，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而且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人民政协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政协是当代中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人民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机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作为我国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人民政协在社会中的职责和作用也不断进行着调适，并在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中日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全面推进的新时期，经济结构全面调整，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多元利益格局初步形成，我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既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发展时期，如何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对已经分化的社会利益机构进行高层次的、弹性化的利益协调和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面对这一历史任务，作为政党和社会联盟合作议事的组织机构，人民政协的精神理念、组织形式和职责功能决定了其必然会在社会利益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我国当前制度化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形式。
（一）人民政协组织的性质与我国当前的社会整合的任务存在着理念上的契合。
根据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历史逻辑，针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当前的社会整合应当以合理性为根基，以国家为整合主体，以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畅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为途径，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这既是我国当前社会整合的基本任务，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的社会整合应遵循多元弹性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社会整合并不是要社会重新回到整齐划一的一元时代，而是根据当前我国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基本特点，促进多元的、异质化利益主体的交往与融合，减少冲突，实现社会的动态利益平衡与稳定。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合作和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主要政治活动。从历史上看，人民政协的产生就与多元的利益主体与政治主体和谐并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社会各界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组织表现。在政协的组织理念和机构运作中提倡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共谋发展，从而达到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认同度的目的。这与我国当前社会整合战略的基本目标不谋而合。理念的契合标志着人民政协不仅仅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在多元化利益格局业已形成的当代社会，人民政协的重要性将会日渐凸显，其促进社会整合、推动社会民主建设的重要作用将越来越得到充分发挥。
（二）我国当前的社会利益结构要求人民政协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的政治作用。
经济与政治是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且密不可分的两个领域。经济领域的变化推动着政治领域的变革，政治系统的运行又反过来左右经济的发展，这是已经被实践检验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关键，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联动时期。在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全面变革的时期，如何在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前提下适时的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变，如何使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齐头并进、相互契合是我国当前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目前社会整合战略的主要任务。
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的社会利益结构是民主制度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但是，政治民主发展完善的历程是漫长的，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按照民主制度的程序模式，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可以大致分为竞争性民主（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票决民主）和协商性民主。作为现代民主的制度体现，无论是竞争性民主还是协商性民主都需要多元化的利益结构作为其生存发展的社会根基。但是，与协商性民主相比，竞争性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需要更为均衡的社会力量同时发挥政治作用，也就是说，竞争性的民主制度需要社会利益结构的平衡度更高，各利益主体向政治系统输入要求的力量相对均衡。在这样的条件下，竞争性的民主才能更好的实现民主制度应当发挥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以此为标准考察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各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和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但是，社会中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差别仍然很大，当前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远没有达到各利益主体力量均衡的状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当前的中国并不具备实行全面的竞争性民主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社会多元利益表达的协商性民主自然是在目前条件下实现不同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最佳制度设计，而我国当前的多元的社会利益结构以及各个利益主体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为协商性民主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协商性民主可谓是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突破点，更是调节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矛盾的社会整合途径，而我国的人民政协正是协商民主的主要政治体现形式。通过人民政协这个制度平台，社会各利益群体可以就互相关心的问题相对平等的进行协商与对话，从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利益结构的动态平衡，促进社会形成和而不同理想整合局面。可以说，人民政协在我国以往的革命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人民政协的社会整合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三）人民政协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有利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协调与整合。
建国以来，人民政协一直承担着促进各界、各族人士和睦共处的重要职责。在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人民政协更是在畅通利益表达、协调利益冲突、整合利益趋向，实现利益保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组织和运行优势。首先，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是人民政协的主要工作职能。在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当今中国，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需要，而人民政协作为广泛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不仅是社会各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而且，由于政协在政治系统中的独特地位，通过政协这个制度平台所传达的利益要求，所反映的社情民意往往具有覆盖面广、客观性强的特点。因此，人民政协在畅通利益表达方面具有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其次，按界别设置组织机构是我国人民政协的组织特色，是人民政协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其能够更好的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的主要制度原因。建国以来，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做过多次调整，调整的趋势是不断扩大包容性，以体现和反映我国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这种可根据社会实际调整界别的组织特色使得人民政协已经成为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表达利益要求，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平台。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新形势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人民政协较为快速的反映出来，而且通过政协运行中极具特色的平等协商机制，各个不同利益群体可以在和平的氛围下，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的了解，促进利益的妥协和整合，进而有利于社会利益矛盾的内部化解，减少恶性利益冲突发生的几率。最后，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三大主要职能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全面转型的当代中国，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以及新旧社会交往规则交替等因素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会给社会的政治认同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影响社会的有机整合程度。各种社会问题的凸显和社会矛盾的增多无疑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的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克服官僚主义以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而这一任务的完成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监督。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既不同于普通意义的群众监督，也不同与执政体系自身的内部监督。它既具有“旁观者清”的客观效果，又具有群众自发监督所不具有的实效性。这种理性的、负责任的、形式灵活多样的民主监督能够更广泛的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愿望，有利于执政党及时发现政治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提高其执政能力，促进社会政治认同度的提高，促进社会的有效整合。
总之，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现实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整合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与问题不断凸显、社会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的关键发展阶段，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团结各方的组织优势，积极完善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治职能不仅是新时期推进我国社会整合进程的重要保证，也是促进我国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的重要途径。
（作者：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责编：苏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118-119页。
[2]李淑梅：《现代社会秩序与人的自主发展》，载《南开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7页。
[3]郭灿鹏：《离散与整合：利益的社会功能探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第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