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推动中国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而且也促进中国走上了民主良性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发展而日趋成熟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就是这样的体现。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至今已将近60年，如果说前30年由于各种因素，它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话，那么，后30年改革开放实践则为它注入了崭新的元素。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生长中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它所体现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功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设计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创造
从字义上说，政治协商的意思就是指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有关政治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组织、各种利益团体进行协调式的商谈。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置政治问题，在人类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以说十分普遍，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政治协商成为规范化的制度，世界上则不多见。当代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载体，以明确的工作主题、职能、任务和对象等构成完善的运作机制，成为中国政治建设中独特的制度化设计。
当代中国政治协商制度萌发于近现代社会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使中国的政治构造呈多元状态。三股力量在这一政治构造中占据主导。一股是反民主的专制力量，以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一股是代表民主建设方向的先进力量，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还有一股是具有民主诉求的中间力量，以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代表。这三股力量的思想分野导致政治斗争的纵横捭阖。它们之间既有争斗又有合作，曾同处于统一战线但又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后两股力量最后联合战胜了反民主的专制力量，引导中国实现了民主建国的愿望。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的结果，也是民主力量战胜专制力量的结果。在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各种民主力量的政治协商作为武装斗争的辅助方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主导者，它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统一战线形式，为开展政治协商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追求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诉求相一致，则提供了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形成过程中始终表现着其对民主的追求。有两个人们熟知的史实对于思考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含义很有价值。一是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历代政权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马上想到通过发扬民主来走出周期率的困扰，说明中国共产党早就有了将民主纳入新中国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二是从着手考虑建立新中国时，民主的价值取向就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建国问题，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指出：“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1]尽管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反动立场而没有成功，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建国问题上的民主指向已十分明晰。可见，中国共产党思考民主制度建设的时间很长。
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的民主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民主建国的结果。当时，从世界范围看，民主制度建设可供选择的范本主要是两种。一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二是苏联共产党创造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对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持反对的态度，苏联模式的民主制度从民主革命时期已成为仿效的榜样。从最先的苏维埃制度到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基本的价值取向、思想原则和理论路径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苏联模式民主制度的痕迹。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就是从苏联学过来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就是苏联政治制度的复制。由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建国初期在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的同时，也保留下某些带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苏联模式中没有的。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它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制度功能值得高度的重视。
政治协商制度是现代中国民主发展的独创，它一开始就与民主紧密相联系。在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中，政治协商制度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转变，从而使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独具特色的民主建设样本，“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2]认识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价值，必须立足政治设计的制度界面。从制度界面审视，采取政治协商的方式处置国内重大决策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情，是执政党推进国家民主化和法治化治理的有效路径。历史实践表明，这样一种政治协商的方式与人民群众广泛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是相一致的，人民民主的广泛性赋予政治协商制度以极高的民主价值含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建设走向的正确与失误，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的好坏相关联。改革开放前我国在政治建设中遭遇的曲折，恰恰是放弃了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和民主特色所造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政治建设的新道路，而这个新道路的清晰正是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特色得到充分显示的结果。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成就，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民主生长是同步的，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深化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拓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进程中，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和蓬勃活力，取得了显著成绩”。[3]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释放出的巨大创新空间，为政治协商制度的功能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从而促进着对政治协商制度认识的升华。
认识的与时俱进，是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实践的理论先导。党中央在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创新上，思想极其丰富，例如确立政治协商制度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提出“参政党”的概念界定民主党派的功能，形成把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贯穿于人民政协工作的各方面、贯穿于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全过程的思想，突出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三大职能，强调加强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要求在社会新阶层中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等等。这些充分反映实践意义和时代特征的创新认识，已经初步构建起人民政协的理论体系。限于本文研究的视角，这里只是从民主价值的认知为线索，梳理一下党对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创新。
由于“十年文革”的破坏，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同样面临着思想认识的拨乱反正和体制机制的恢复与重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领导党中央在果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起步的。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协商制度与民主形式相联系，明确地赋予政治协商制度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4]这个论断在政治协商制度经历了严重挫折之后显得尤为关键，对促进政治协商制度建设迈上正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他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坚持并不断完善这种民主形式，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5]1991年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了“两种民主形式”的观点，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是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更能真实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6]2004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将这个观点写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两种民主形式的概括作了表述上的重大修改，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代替了原先“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的表述，使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价值更加凸显出来。这个修改说明，政治协商不是程序意义上的形式，在我国，选举、投票之前，当然也需要经过广泛的协商，但这样的协商与制度规范的政治协商并非完全相同，制度规范的政治协商目的不是为了选举、投票的需要，而是要就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它是一种政治程序，但又超越了程序的工具价值而具有实体民主的价值。这样的认识使“两种民主形式”的认识更加深刻。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以下简称《白皮书》），将两种民主形式明确概括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内涵和特色所作出的清晰概括和明确揭示，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在这一概括和揭示中得到突出的反映。
由上可见，党中央关于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价值认知是逐步深化的。虽然政治协商制度从确立之初就与发扬民主的思想认识相联系，但用“两种重要形式”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民主构架，并从政治制度上界定政治协商的民主价值，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它的重要意义是：第一次将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运作系统，第一次从民主的价值构成界定政治协商制度的地位。这就大大提升了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发展空间。自从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取代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后，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虽然党中央对多党合作也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对政治协商制度也没有加以否定，但在“左”倾错误发生时期，政治协商制度实际被“冰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什么样的角度定位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如何界定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加以明确的重要问题。“两种民主形式”的提出代表了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新思考，它所内涵的创新思想对认识政治协商制度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从《纲要》、《意见》到《白皮书》发布的这些年里，理论研究者和人民政协工作部门对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明显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政治协商制度在“两种民主形式”中对应的是协商民主的形式。近年来，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一个课题，协商民主对政治运作的影响也引起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执政者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正式使用“协商民主”这个概念，理论界迟于西方，但以政治协商来体现民主的事实则已经有着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1949年以来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践正是协商民主的体现。因此，协商民主决不是舶来品，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协商民主的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结出的成果。政治协商制度绝对是“国产”的，它作为中国历史传统的资源，提供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民主生长空间。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需要借助他山之石，吸取西方民主的先进成果必须坚定不移，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依葫芦画瓢，硬是放弃自己的特色去搬用或者模仿西方民主模式。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有效途径，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7]政治协商制度体现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上层民主”和基层民主的统一。这里所说的“上层民主”，意思是指中央和地方政权层面在决策形成中的民主，这里所说的“基层民主”，意思是指普通群众对决策施加影响的民主。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不承担决策的职能，但是，通过政治协商制度规定的各种方式和途径，向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构传递人民群众的诉求，输送决策咨询，这就链接起上层与基层的联系，在决策过程中构成“上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的统一。其次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统一。选举民主意义十分重大，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是人民民主的保障，但选举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选举侧重民主的结果，协商则侧重民主的过程。政治协商制度的鲜明特征是通过广泛的民意征集就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可以为选举民主的民意代表性提供广泛的基础。同时，在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互补互动的，两者紧密相关联，构成民主运作的统一体。第三是多数人民主与少数人民主的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特征性优势是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决定了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制度保障。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逻辑，现实中人民的构成是多层次的，利益和诉求上的差异客观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阶层多元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利益协调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在保障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少数人利益，需要设计多渠道的利益诉求机制。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一个反映社情民意的吸纳机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这样的机制既可以保障多数人的利益，也可以使少数人的诉求得到体现。总之，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价值构成是多方面的，它所体现的特色打造了中国独有的一种民主形式，蕴含着巨大的资源能量和生长空间。
三、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中的意义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满足利益协调的需求。任何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利益博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寻求一种适应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利益博弈的公平公正环境，以期实现求同存异、差而有序的政治和谐格局。胡锦涛指出：人民政治协商“这一制度体现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8]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生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路径。党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关键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党之所以能够巩固并长期执政，关键还是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和执政是两项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任务，但依靠人民群众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取胜法宝。历史实践中，党沿着两个路径形成了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一是党的群众路线，二是统一战线。前者侧重于党的立场、思想和工作方法，在党的宗旨、优良传统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等方位上加以定位；后者侧重于面向党外人士和社会其他阶级阶层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被视为党的法宝。不管是承担革命任务还是执政使命，统一战线都是党联系人民群众所必须坚持的。统一战线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党的民主执政意义重大。邓小平指出：“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9]胡锦涛指出：“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10]政治协商制度本身就是统一战线结出的硕果，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创造出了政治协商制度，它为党提供了科学地和民主地行使权力的路径。
第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生命力体现的重要载体。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重要论断，这是从政治向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社会主义具有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优势，这是社会主义生命力考量的经济向度。社会主义生命力考量的政治向度，聚焦点就是人民民主。理论逻辑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就以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亮点而被视为新型民主模式，而实践逻辑上，如何使民主真正为大多数人所享有，则需要体制机制上的具体解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承载人民民主最重要的管道，因为它在权力掌控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但是，光有这条管道还不足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固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不仅存在本质的差别，而且在运作方式上也完全不同，但如果就通过投票、选举行使权力的民主普适性上看，又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更重要的表现，是民主的深度渗透与人民的广泛参与相结合，这决不是一张张选票就可以解决的。选票解决的问题是决策定夺的形式，而不能完全反映决策内容的取向，票决结果具有法律权威性，但不能确保公正性。所以，无论选举民主的广泛程度如何，它仍然是一种“有限民主”。从西方的议会制度，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找到了通过投票、选举的手段来体现民主，但它开辟出来的管道并不完善。近年来西方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主张以协商民主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西方议会制度缺憾的反思。从这层意思上说，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在体现人民民主方面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大力的发扬。
第三，政治协商制度是凝聚民心和整合社会的润滑机制。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有两个取向十分重要，一是民心聚合，二是利益协调。这两个取向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心聚合是利益协调的反映，利益协调是民心聚合的前提，一个取向的失衡必然牵连另一个取向。民心涣散，人人各奔东西，利益不可能协调；利益分化，事事矛盾冲突，民心不可能聚合。社会主义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与这两个取向紧密相关。发扬最广泛的民主，是实现这两个取向的基本要求。现代世界，民主运用得好坏，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事关重大。民主关系到社会资源处置的公开和公正，关系到公民利益享有的平等和公正，关系到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保护和提高，关系到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持续。经验表明，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民心涣散、社会动荡、国家离析，都与公平公正失却、资源处置不当、利益差距悬殊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构成的政治文明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尺。作为统一战线的工作平台，政治协商制度贯彻的是团结和民主的主题，发挥的是沟通政党、联系界别的功能，寻求的是阶层和睦、社会和谐、群体融洽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是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11]党的十七大阐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要求“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12]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广泛协商和民主监督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对党凝聚民心和整合社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显示了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生长中的重要意义，人们已经从政治协商制度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加强和加深对其价值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民主不是抽象的，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点。这个观点仍然必须坚持。无庸讳言，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在民主的认知上确实发生过片面性的错误，比如，以民主的阶级性排斥民主的普适性，从而形成拒绝学习国外民主先进经验的封闭思维；比如，满足于社会主义民主先进性的价值判断而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性的技术改革，从而导致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的差距，等等。但是，在克服这些片面性错误的同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承认民主具有普适性的价值，不等于否定民主的具体性和阶级性。吸纳民主的普适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民主的阶级性。如同经济建设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模式，民主更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的制度模式。任何国家的民主实践必定千差万别，而民主制度又总是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国情民意紧密相联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可能统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各不相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的财富，为各国的民主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应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显示民主的普适性价值，但是更应该注重自身的特色建设。应该看到，世界上民主的话语霸权和强势力量依然存在，用本国的民主理念和标准打压别国的现象还很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政治协商制度蕴藏着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巨大空间，不断完善和发展政治协商制度，可以为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形式作出重大的贡献。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樊慧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页。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2002年版，第309页。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版，第336—337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页。
[5]《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页。
[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
[8]200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第1版。年2月5日年2月4日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版，第344页。
[1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bet356手机版,bet356体育app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