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协商与和谐统一——简论人民政协制度的三大理论价值

以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为基本特征与基本内容，以大团结、大联合、大统一为基本方针的人民政协，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其政治实践，都蕴涵着丰富的合作、协商、和谐统一思想。其中，合作是态度，也是前提；协商是过程，也是合作的基本方式；和谐统一、协同共进才是根本目的。人民政协制度所蕴含的这种思想，既与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有关，也与“和谐共生、有序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因为人民政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同时我们发现，人民政协所蕴涵的合作、协商、和谐统一思想，与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合作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协同学等也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契合，尽管它们在内容、形式上有一定的区别。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与发掘人民政协与政党制度所蕴含的合作、协商、和谐统一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与合作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协同学的关系，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差异，有利于系统认识人民政协所蕴含的理论价值，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当今世界的解释力与理论说服力，有利于增强人们对这一制度的思想共识和政治认同。

 

一、多党合作思想与合作主义

 

　　合作主义(corporatism)，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影响广泛的一种政治思潮，有的西方学者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自由多元主义并列为“三种主要方法之一”；也有的学者视新合作主义为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被用于观察各种不同时空的制度现象。[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合作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职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出进行讨价还价。为换取有利的政策，利益组织的领导人应允通过提供其成员的合作来实施政策。”[2]理论界一般认为，“合作主义”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社会出现的，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二战期间因为法西斯政权所采用而名声受损。二战以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利益调节、政策制定、国家制度安排等方面仍然沿用合作主义模式与措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重新兴起了一股研究合作主义的热潮，为避前嫌，被冠名为“新合作主义”。在西方，尽管合作主义在名称上有新旧之分，但其基本思想或核心观点是一致的，即合作主义以社会和谐为理论预设，提倡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强调社会是个有机体、社会利益关系有着基本的和谐，各阶级互相依赖而存在、利益可以调和，利益调和的各个阶级和平共处、和谐共存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之内。[3]合作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或利益协调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常规性的有规则有秩序的互动，注重国家与社会团体的社会整合作用，试图通过国家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制度化合作机制来吸纳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解决社会利益矛盾、化解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4]通过对合作主义的考察，我们发现：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模式或措施，不仅可以为法西斯政权所采用，也可以为民主国家所采用，它本身并无专制与民主之分；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关系，战后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政治；合作主义提倡“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强调利益协调与可控有序的政治参与，这对一个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具有普遍性意义。从世界范围看，合作、和平与和谐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之一；追求世界和平与和谐，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只有通过合作、通过理性的有序竞争，才能实现国际与国内的和谐。可以说，合作主义在当今时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我国，合作是我国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多党合作具有丰富的内容，表现在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国家权力机关中干部的任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重大事务等许多方面；同时，我国的政党制度明显具有有序政治参与、利益代表与利益表达、促进社会整合、维护政局稳定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其中自然蕴含着丰富的合作思想与合作理念。从现实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bet356手机版,bet356体育app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这需要bet356手机版,bet356体育app各族人民、各党派、各政治团体等合作共事、齐心协力、共谋发展；切勿相互争斗、勾心斗角而内耗，从而错失国家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公民政治参是社会主义应有之意；但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如果民众参与过度、各政党恶性竞争，就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危害社会秩序。可以说，各政党和谐共生、社会安定有序、国家繁荣昌盛，实乃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强调合作理念、致力于政党合作、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乃至构建社会合作机制，是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长久之策。总之，我国的多党合作体现着丰富的合作思想。至于我国的多党合作思想与西方的合作主义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存在哪些异同？能否说明我国的多党合作充分体现了合作主义思想？这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深入研究。但毋庸置疑，我国多党合作所体现的合作思想与西方的合作主义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政治协商思想与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正在研究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但它很快占据了政治学界的话语权、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类型，它能够有效地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解决社会因多元文化而引起的道德冲突、选举民主而造成的忽视平等、民众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等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在一个利益分化、文化多元的复杂社会，政治和谐需要人们真诚地交流和沟通，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只有理性的交流，才能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达到政治关系和谐。协商民主是由和谐的理想转化为和谐政治生活的现实途径之一。”[5]尽管人民可以从决策形式、治理形式、政府或社团形式等不同角度来理解协商民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赞同政治学家古特曼和汤普逊的说法：“所谓协商民主指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形态，即公民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的过程，各方的意见在公共论坛中互相交流，使各方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6]概括说来，协商民主是对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发展，视公民为民主制的参与主体；强调普遍的公民参与、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性、公共政策的民意性，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其核心思想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公共协商，其主要目标在于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具有集体理性、公开性、责任性、政治合法性等显著特点，在国家和公民社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从理论上看，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范式，它不仅要求投票者的平等性，而且要求公民能有效地参与政治决策，这与选举民主具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协商民主无法完全取代选举民主，但它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与适用空间：协商民主可以促进决策的合法化、有助于培养公共精神、能够矫正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能够超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对立等等，总之，协商民主理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在我国，政治协商既是我国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多党合作的主要方式；可以说，政治协商是我国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的又一重要特点。[7]尽管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概念、一种民主理论，并非由中国学者所率先提出和使用；但政治协商在我国有着60多年的历史和丰富实践经验，有稳固的制度化的政治协商平台——各级人民政协；中国共产党既可以与民主党派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经常性的协商，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这个制度平台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的政党制度与政党关系无疑蕴含着丰富的协商民主思想。实际上，在我国近现代，也存在协商民主理论的历史渊源，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时就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思想，而沟通理性恰恰被认为的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这比西方的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的时间要早几十年。现在看来，尽管我国的政治协商思想的理论与现实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形式与内容上有所不同，我国的政治协商实现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在当今时代，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反对选举的人提倡协商民主，支持选举的人也赞成协商民主，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期望目标可能完全不同。因此，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解读我国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无疑可以增添我国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的解释力与理论说服力。

　　

三、和谐统一思想与协调学

 

　　理论界一般认为，协同学作为现代系统思想的发展，是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率先创立的。作为现代系统论的重要发展，协同学内容艰深，但核心思想十分明确：无论是宇观系统、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只要属于开放系统，都以某种条件为前提表现出非平衡的有序结构；一个复杂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尽管可能千差万别、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从而使一个复杂系统产生有序的时空结构、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事物的结构与功能互相依存；一个复杂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不在于系统现状是否平衡，也不在于系统离平衡状态有多远，而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非线性的协同作用；协同导致有序，合作和竞争决定着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进程，从而使系统表现出新的有序状态。由此看见，协同学揭示了一个复杂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共同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适应于社会科学领域；它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方法，为处理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比如，就国家统一与团结而言，有西方学者认为：“所谓国家之团结乃是极其含糊之物：实乃和谐之联合，据此，所有派系，即使它们看似对立，正如音乐中些许不谐之音却能够和谐于整体……正如宇宙中部分通过其行动与反动而永恒地连接。”[8]就民主政治或政党政治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复杂系统，涉及到各个政治环节、各种政治关系。但在当今政党政治时代，政党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它影响到立法、行政乃至司法。因此，用协同学来分析当今国家统一与民主政治，有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问题。

　　所谓协同，在汉语中即相互配合、互帮互助之意，具有共同、协作、合作、配合得当之意蕴，与和谐密切相关；从哲学意义上看，协同意味着和谐，意味着对立统一。这种和谐、对立统一思想，在我国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具有强大的现实基础。从历史上看，强调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强调“和谐、有序、统一”是我国国家与社会秩序的突出特点；“和为贵”、“兼相爱”、“和谐共生”、“和衷共济”等思想源远流长。所谓和谐，《说文解字》道：“和者，相应也”；“谐者，配合得当也”。如“天人合一”思想认为：整个宇宙的所有组织部分都属于一个有机整体，它们都作为参与者在一个自发地自我生成的生命过程中相互作用。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成和”，强调万物内部都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两面气息互相感应、互相激荡而成和谐统一体。宋代程颐则将和谐与有序统一起来，认为“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强调序和相依、序是和的前提、和是序的依归。总之，和谐意味着不同事物要相互配合、补充、协调和平衡，意味着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谐思想本身就内涵合作思想；但强调和谐统一并不意味着万物趋同或消灭个性差异，而是要承认与尊重事物之间存在的差异与矛盾；但差异与矛盾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就破坏了“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此，2800多年前的《国语-郑语》中的一席话已深得其要：“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9]

　　可以说，人民政协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从其制度价值、制度功能到制度目标，从理论到实践，都体现着合作、和谐、统一思想。这可一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体现：

　　（一）在一个国家一定的历史时期或一个选举周期内，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否则，两个或多个权力中心就会引起政治系统运作的混乱、甚至导致政治失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本身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唯一执政党，是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各民主党派是合法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西式的竞争关系，而是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求同存异、亲密合作、政治协商、合作共进。

　　（二）在我国，尽管强调各政党之间的合作、协商与协同，但各政党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政党性质、纲领、群众基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有所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其共性，政党之间的合作远远大于矛盾与分歧。这是各政党能够和谐共存、通力合作的前提。

　　（三）各政党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目标追求，这是我国党派合作、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各政党乃至各大政治团体都以维护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为前提，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政治基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与伟大复兴为共同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追求；共同遵守国家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共同遵守有关的“制度”、“纲领”“文件”；[10]政党内部都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总之，从和谐、统一、协同视角来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不仅可以深刻我国的政党关系与政党政治过程，而且可以增添我国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的解释力与理论说服力。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政党研究所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注 释：

　　[1]参见卢汉桥等：《新合作主义的利益协调机制探析——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观察》，《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5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3]参见袁柏顺：《论西方合作主义的理论特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66页。

　　[4]参见[1]，第25页。

　　[5]朱勤军：《协商民主与和谐政治》《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46页。

　　[6]参见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8页。

　　[7]从政党关系角度看，资本主义国家各合法政党在既有的宪政框架内、按照共同的游戏规则进行“有限、有序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理性的合作。

　　[8]转引自[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页。

　　[9]这段话的意思为：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是不可能连续不断、永远长有的。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得到平衡，这叫做和谐，和谐能使万物繁荣昌盛。若不同事物趋同、便会有所抛弃。

　　[10]在当今政党政治时代，即使是西方政党，也都是以国家认同、宪政制度认同、法律认同为政治基础的；各合法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础、共同的游戏规则基础上进行的有限、有序竞争；否则，合法政党之间的竞争就会导致现有政党制度、宪政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