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界的委员大都是各报社、出版社的老总、专家,可能是他们在工作中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广的缘故吧,在讨论中,他们除了对新闻出版工作发表观点和看法外,更多的是把触角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话题。
袁志发委员曾经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往年的“两会”上,他总是忙于报道的组织工作,所以很少发言。今年的“两会”,他终于报名发言了,这令很多同行充满期待,认为这位“老前辈”一定会就新闻出版业的问题谈谈他的看法,但袁志发委员却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天,他打车回家,出租车司机对他说:我能看出来,你以前是个“头”,现在你是个老头。等会场笑声过后,他谈起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老龄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富而老龄,中国是未富先老,有关部门应该注意研究社会化养老工作。”
罗开富委员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重走长征路,在当时引起了对红军长征的研究风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再一次走访了长征路上的几个重要地点后,罗开富委员讲起了他没有写进报道里的故事:在湘江战役发生地,有一座当年贺龙、王震、肖克住过的老房子,老乡一看到记者,就上前问:是不是来买瓦的?原来,老乡要拆了老房盖新房,儿子要讨老婆了。“红色旅游开展起来了,可是红色遗址却越来越少了。”罗委员对此忧心忡忡。
沈仁干委员从事了20多年的版权保护,但他在发言中谈的却是《火车票春运提价不合理》的话题。
陈铎委员、赵忠祥委员等更多委员关注的则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传统文化遗址保护的关系问题。
记者曾经试图将各位委员的发言、提案理出一个思路,但最后发现,这些发言、提案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硬要理出一个脉络的话,就是这些发言和提案都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一点说,新闻出版界的委员并没有“不谈本行”,而是更好地履行了政协委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