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是，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而美国仅为5％；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却高达75％。在低水平的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自身的各种公务性支出比例也是居高不下。2004年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支出37．6％；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费用就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
　　发言：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但却缺乏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安排。虽然每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报告都强调财政预算向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倾斜，但正是这或多或少带有部门意志和施舍意味的“倾斜”，道出了财政制度所缺乏的严谨性。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难道是依靠“倾斜”来解决问题的吗?公共服务的支出并不是什么施舍，公共服务也不需要“倾斜”，而是需要一个制度化的投入机制，需要在各种支出中有一个严格的比例与规范。随意地加减只会破坏制度的严肃性，只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公共服务支出并不能随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实现同步增长。
　　我们无意否认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成果，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近年来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每年15％一20％，而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5年却基本没有增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三项基本公共服务，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bet356手机版,bet356体育app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年GDP比例的情况是：2002年为3．14％，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2005年为2．82％，“倾斜”了十多年的教育，至今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4％。目前87％的农民是完全靠自费治病的，单靠财政“倾斜”，医改仍将任重道远。
　　长期以来，政府的自身改革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缺乏实质性进展。原因在于政绩观的偏差，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正是因为政府长期扮演“市场助生婆”角色，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职能，把主要精力和大量财力投入于资源配置和投资支出。结果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支出因财力紧张而不能充分保障，尤其是公众最需要的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比例过低，市场意识过度渗透到公共领域。
　　公共财政的根本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一个服务型政府必须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把满足公共需要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放在优先位置，变财政“倾斜”为财政“确保”，特别是财政增收部分主要应该确保基本的公共服务、医疗和社会保障，着力拉近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享受公共服务的距离，体现公共财政面前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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